徽州素称“东南邹鲁”，是儒学风气较浓厚之地。徽商受到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与其他商帮相比，独具聪明智慧、心理素养、市场眼光和经营能力，因而能在瞬息万变、风云诡谲的商战中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
1．改变观念，经商致富
要想改变命运，首先改变思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思考致富的原因。“儒商”概念的提出进一步为徽商卸下了经商的心理负担，从“商贱”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开始了他们更加坦然更加义无反顾的经商之路。这种挣脱让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心理自由，施展出了连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潜能。
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群山环抱、山多地少、土地瘠薄的地方，竟然孕育出经商人数众多、活动范围广阔、商业资本雄厚，并称雄明清商界400年的地域性商帮，原因何在
客观上讲，徽州地区人多地少，种地无以生存，不得不“以贾代耕”。这种自然地理条件和生存条件劣势造就了他们只有华山一条道：经商。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商帮徽商与晋商皆处贫困山区，必须另谋他路。但徽商崛起和兴盛的主观因素则是与其所提倡的一系列新型商业价值观和商业经营观密切相连。
在封建政府抑商政策的长期影响下，商贱、商轻的传统价值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从事商业经营被认为是市井小人之事，为人所不屑。这种传统价值观念给徽州人从商带来无形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如徽商汪才生就告诫儿子要奋发业儒，“毋效贾竖子为也”。在儿子面前自贬为“贾竖子”，可见其自卑感是何等的强烈。但是，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徽州不能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于是，经营商业，向外扩张，就成了徽州人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唯一选择。
贾道和儒术是以往人们或谋取生计安身立命或成就事业出人头地的主要人生通途，徽州人将二者很好地结合并集于一身，“贾名而儒行”，按儒家的道德规范行事，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商业经营当中。贾与儒迭相为用，张贾以获利，张儒以求名。对商业地位的肯定，以及对传统士商价值的调和，扫除了徽人从商的思想障碍，为徽商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心理空间。它造就了传统世代的儒化徽商，同时也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
徽州人改变了观念，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种靠观念来经商致富从而改变贫穷的态度，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八九，通往安徽省庐江县乐桥镇崎岖不平的沙石路上，都会“挤”进约50辆挂着上海牌照的各色小轿车，缓缓地驶向镇里最偏僻的小村———塘拐村。
这样的“风光”至少持续了5年，在十里八乡传为美谈。
开着小轿车的都是回家过年的昔日塘拐“小木匠”———如今他们是上海的装潢公司老板。一个只有2000多人的偏僻小村，在不到15年间走出了21位“打工”百万富翁。
“塘拐村过去是乐桥一带最穷的村之一！”说起塘拐村，乐桥镇党委副书记唐启银这样介绍道：塘拐村地处丘陵地带，人均耕地只有0．8亩。“我们这里易涝易旱，半个月不下雨就干，下个三两天就一塘白———一片汪洋。”塘拐村党支部书记张敦九告诉记者，“正因为这样，我们村过去‘吃粮靠回销、种田靠贷款’，累死累活，平均每亩田的收入不到300元。”
为了改变自身的处境，塘拐村的80多名年轻人拿起了斧头、锯子干起了木匠，走街串巷为十里八乡的村民盖房子、打家具。
“当时干木匠每年可以挣个2000元左右。可这样仍很难改变塘拐穷乡僻壤的面貌。”张敦九说，“当时村里剩余劳动力达到了800多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的出路在哪里？我们想到了创办企业。”就这样，塘拐村有了一家石料厂。可石料厂上马后，也只解决了25个劳动力，剩余劳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咋办？联想到其他地方的人纷纷前往上海等地打工，1992年3月，张敦九决定和村会计吴成秀一道到大上海“探探路”。
一番“探路”后，张敦九发现：上海的一幢幢高楼盖好后都需要装修，开个装潢公司肯定“来钱”。
“本来我们准备以村里名义办的，后来一打听要30万元的注册资金，村里实在拿不出来。我们也吸取以往的教训，集体搞的企业最终很难长久。”张敦九介绍说，“我们决定回村里动员年轻人以个人名义到上海去闯闯———光打工不行，年轻人应该学会创业。”
从上海回到村里后，张敦九找到了初中毕业后在村里“游手好闲”的张厚祥。张敦九在介绍张厚祥时说：“当时他家中的土房子墙倒了，寄居在弟弟家。田也不种，正当职业也没有，有时还和人打架。但我们观察到他有一定文化，人很机警，一旦做起事情来有一定的魄力，所以我们找到了他。”
在村里的动员下，张厚祥向亲戚朋友筹措了一部分钱款，差缺的部分，村里帮他从当地信用社贷了一部分。就这样，塘拐村的第一个公司在上海开业了。
“张厚祥的公司才开业的时候缺少木匠技术工人，村里就帮他从塘拐找，找技术好的。”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张厚祥满是皱纹的脸上挤满了笑容，“年轻人创业初期，最需要的就是别人的引导和扶持。只要上路了，一切都好办。果然，第一年，张厚祥的公司就赚了24万元。好消息在塘拐很快传开了，在他的带动下，一个又一个塘拐的年轻人开始出门创业。”
从山村到城市，从农民到企业家，从贫穷到富人，张敦九用自己的经历实践了“改变观念改变命运”的哲理。
2．贾儒结合，文商交融
贾与儒密切联结是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明朝时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二者区别不大，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虽是士大夫之后代，但他们不避讳工商业，不以经商为耻，而是将工商业看成是与农业同等重要的行业。食盐、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于餐饮，总之根据市场需求他们无所不经营；天下都市繁华所在，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商场成为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而他深谙为儒之道。后来他随着乡族人到苏州经商。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练，他日益成熟，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
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看。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若然程白庵是个纯粹只知追求蝇头之利的商人，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赞誉的。可见，程白庵在商场成功的同时，他在文化建设方面亦有不同凡响的建树。
可见，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贾而好儒”的特色，既促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又对商业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使徽商称雄于明清两朝。
晋商与徽商在明代本是势均力敌的两大商帮，但到明代后期及至清代嘉庆、道光之际，晋商便每况愈下，而徽商却迅猛发展，原因何在 其重要一条便是：晋商没有徽商那样重视读书、爱好儒学。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经营者必须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以儒术饬贾事”，往往获得成功。晋商不好儒学，文化知识有限，商业经营大受影响，如此，怎能比得过贾儒结合、练达明敏的徽商呢
安联公司的老板崔兴柏也是一个“儒商”的推崇者。崔兴柏原来在合肥永信电脑公司任副总经理，当年永信是联想的分销商，从而做到当地的老大，但永信的国有企业背景无法实现崔兴柏快速膨胀的“个人理想”。1998年4月，崔兴柏离开了永信，创办了安徽联想电脑公司。崔兴柏不仅想做商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更愿意做一个“儒商”。熟悉崔兴柏的人会隐隐约约从中觅出明清时盛极一时的徽商的味道。崔兴柏本人屡屡提起徽商，并称自己愿意做“新时代的徽商”，其志不在小。
即使从生意经角度说，崔兴柏身上也散发着徽商无法磨灭的印痕。安徽经济实力虽然相对弱些，但IT分销之盛、竞争之激烈却与北京、上海没有根本区别。国内厂商在区域市场所上演的争夺战，安徽一场都没有漏演。唯一不同的是，当地的各品牌分销商的关系，却出奇的好。崔兴柏会做生意，“不独吞”。而且，有时候其他分销商做单子可能会遇到困难，找崔兴柏帮忙，崔兴柏也常常会帮他们搞定。其“化敌为友”之风不由令人想起大徽商胡雪岩的经营之道。面对媒体时，崔兴柏应对自如，长袖善舞。在其身上，徽商的形象很是鲜明。
微州既以“东南邹鲁”驰誉遐迩，又以“商贾之乡”闻名海内。生于斯、长于斯的微商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从而形成了“贾而好儒”的重要特色。徽商之所以能够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壮大，乃至成为称雄商界的劲旅，是与这一重要特色分不开的。徽商之所以在经营中重视商业道德，讲求经营之道，也无不是这一特色的体现。
3.敝橇ν蹲剩科教行商
宋元以来，徽州就是一个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明清时期是徽商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徽州的文化教育也特别发达，英才济济。这与徽商不惜财力兴办教育大有关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徽商重视智力投资。
在徽州古民居西递有一副著名的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这副楹联告诉徽州后世子孙：书读好了，生意做好了，效果好了，什么东西都好了。以商从仕，以仕从文，以文从官，这样有机地把徽商、儒商和官商的三商融为一体。由此也可以看出，徽商不光是崇商敬贾，而且还是兴文重教的。
徽州人文化底蕴深厚，“富而教不可缓”是徽商笃信的信条。徽州人在经商致富后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他们在“振兴文教”上总是毫不吝惜地输金资助。为了让更多的子弟习儒就学，徽商积极捐资，广建书院。
歙县棠樾大盐商鲍志道，曾捐三千金修紫阳书院，捐八千金修山间书院。歙县巨商汪兆晁，对义馆无力延师者，每年均捐资数百金。道光八年(1828年)，绩溪著名学者胡培晕在县城倡设东山书院之际，徽州墨商胡余德(胡开文之子)捐银一千余两。同治年间，歙商还曾筹资一万二千三百余缗，在南京建造歙县试馆，作为家乡学子乡试住宿之所。正是如此，徽商才“代不乏人”，几百年不衰，造就了一代徽商帝国。
徽商巨富胡贯三(公元1733~1794年)是昔日江南六大首富之一，他是徽州黟县西递村人。胡贯三出身重理学、懂礼教家庭，四五岁时就在家中开始学识字块，对对子，写红描，六岁进本村的“燃黎馆”读书。背《三字经》，念《千字文》，读四书五经，诵《幼学琼林》、《
古文观止》，打算盘，临字帖等。由于家长的严格要求，教学先生的认真教诲，天真纯朴、
聪颖过人的胡贯三学习更为上进，成为同窗学友中的佼佼者。
有一次，老师望山观景，得一上联：“黟县山多黑”，叫学生们对下联。这则上联字不多，
是折字格。“多”、“黑”合为黟字，表示地名。几十名娃娃们，你看看我，我望望你，绞尽脑汁，也未对出。只有小贯三眼珠溜转，胸有成竹。老师下午回到学堂就一一查看学生对的下联，多数文不对题，少数几个对出的下联，内容也平淡无味，唯独胡贯三的“靛池水定青”对的下联，非常恰切巧妙，受到了老师的称赞。原来学堂的附近，有口方方的小水塘，名叫“靛池”，其水深且清，享有甜池的美誉。放学后，老师兴致勃勃地对胡贯三的父母说“此子才思敏捷，日后必成大器也!”
自古以来形成的重视教育的风气不仅造就了一大批缙绅官僚，也为徽商造就了大量具有相当文化基础的商业人才，从而提高了徽商集团的文化品位和徽州人的整体素质，而有了一定文化品位的徽商集团，又更自觉地去重视教育，从而形成了徽州教育的良性循环。
徽商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有的家族明确规定，对族中聪颖好学的子弟，无力从师者必须给予资助，并将此列入家典，世代遵行。徽州在这种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风气下，出现了大量人才。这是徽州异于其他商帮之处，也是徽商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由于重视智力投资，徽商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做到冷静地分析市场形势，分析自然和社会诸因素对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而在进退取舍之间不失时机地做出正确的判断。
徽商利润尤其是盐商巨额利润所形成丰厚的经济基础，长达几百年时间，这为徽州的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出版等领域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从广义的文化范畴来看，微州在这段时间里，一切文化领域的成就都达到了当时我国、有的甚至是世界上相当高的水平，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也为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4.学识，儒商的无形资产
明清时期，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已发展到高峰阶段，即将与近代商品市场接轨。此时的市场更为扩大，交易更为复杂。这种瞬息万变的情况是较难预测的。商人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有助于在商业活动中分析市场形势，分析自然和社会诸因素对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而在取予进退之间不失时机地作出正确的判断，以获得厚利。同时，随着商业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同行业之间的交往联系日益密切，这又需要一定的管理和组织才能。有不少人正是具备这些经商才能，所以能在商业活动中大显身手。可以说，徽商对知识的储备是其在日益激烈的商场竞争中积累的无形资产。
一些有文化的徽商，因善于操持生财之道，竟成为众商赖以经营的智囊。万历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商吴彦先，有暇辄浏览史书，与客纵谈古今得失，即便宿儒也自以为不及，因而博得群商的拥戴，一切营运必奉其筹画。他既膺众望，便能“权货物之轻重，揣四方之缓急，察天时之消长，而又知人善任，故受指而出贾者利必倍”吴彦先这种运筹分析的才能，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他的文化程度。
再如汪尚信，早年“刻意经史”，后斟科场失意而弃儒从商，“有商于四方者亦奉公筹画，为时良贾．以是家益振”。歙商潘汀洲，“家世用陶，公独与时逐，或用盐髓，或用檀布，或用质剂，用游江淮吴越，务协地宜。邑中宿贾若诸汪、诸吴悉从公决策受成，皆累巨万”。潘汀洲早年习贾，从商之后，“虽托于贵人而儒学益治”。他曾自矜：“吾能事无虑累百，其可市者三：以儒则市甲第，以贾则市素封，以奕则市国手。”除去自我夸张的成分之外，表现在他身上儒、贾、奕三方而的才能是相得益彰的。
盐业是徽商经营行业中的“龙头”行业，徽商能执两淮诸盐商之牛耳，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凭借其文化知识的优势。
盐业从汉代以来都是政府垄断经营的行业，自唐宋到明清，政府财政收入，几乎是“半出盐赋”。因此，政府对于这个特殊的行业往往设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统一管理，掌管盐课。而盐政衙门的官员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盐运司的最高长官盐运使，在明清时期大多是进士出身，有的乃是饱学之士。其时，“行盐之法”主要是“官督商办”，“商”与“官”交往甚密。盐商特别是总商、大贾，经常出入于盐政衙门，没有一定的学识是无法胜任的。
正是由于盐业官营，所以，政府对盐的生产、贩运、销售、课税，都有较完备的政策规定，这就是盐法。而且随着朝代的更替，形势的变化，盐法亦常随之变化。而经营食盐的盐商，就必须熟悉盐法。不仅要熟悉“本朝”的，而且还要熟悉历代的。然而盐法并非任何人都能读懂的，只有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商人，才能读懂盐法，依法行盐。有时盐官要和盐商讨论历朝盐法的利弊得失，盐商还要提出合乎事实的见解来。
如明代歙县盐商黄崇德，在“盐司下询”时，往往能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在“条陈利弊”时，也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当时管理盐务的官僚，每每因他的认识而修改盐法，黄崇德亦可从中得利。他之所以能在两淮商界中拥有如此高的地位，想来与年少时“有志举业”，即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文化，不能“博览多通”，又怎能“旁征博引” 又怎能让那些盐务官僚听从他的观点
明清时期，在政府与盐商间有个充当媒介的角色，明代称之为“盐祭酒”，清代则称之“盐务总商”。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在《新安商人的研究》一文中认为：“祭酒者，盖由于古礼大飨宴时，宾中年长者一人首先举酒祭酒。由此就成为对同列中年品望较高之人的专称。”“但同业中的最富裕者不一定成为祭酒。考虑祭酒人选时，才略、人格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祭酒”与“总商”虽不是官衔，但推举产生不单是盐商内部的事，更重要的是官府的影响。因此，要当上总商或坐稳总商的椅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强大的政治靠山，二是学识。歙商吴光升，太学生，好《佐传》、《国语》诸书，最初其父以经营盐业客居淮扬时，他就从之，后父母过早去世，他就单独立户。因水平高，为人好，“即诸贾人委心归计，奔走唯诺如不及”，于是人们对他很尊重，“虽少而为祭酒”。
当祭酒除社会地位能得到进一步提高外，更主要的是，他们可以直接参与商政大事的咨议，参与行业势态的定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无形资产，从而直接有利于商业经营，有利于市场的拓展，甚至有利于市场的垄断。这也是徽商之所以能够长期霸领中国商界的重要原因。
5.笔钢静灰频摹拔幕”情结，世代沿袭的儒商风范
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商人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
“贾而好儒”不仅是徽商主动适应商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徽商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在经商中，众多徽商总是诚信为本，仁心济世，礼让待人，由道取财，以义为利，表现出儒道本色、人皆嘉许的商业道德。这样便造就了一批批受人敬佩的诚信儒商。
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经商之余，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徽商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事，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喜欢来点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因此，徽商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
“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出身于贫寒人家，30岁到扬州时，几乎无法立足。当时，由于扬州商业繁盛，消费水平很高，且大批诗人、画家来到扬州，竞争十分激烈。幸运的是，汪士慎到扬州不久，就得到了徽州盐商马曰、马曰璐兄弟的热情接待与支持。
马曰(1687~1755)是清代著名盐商、藏书家，祁门县城人。马曰家庭豪富，但为人慷慨
，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曾捐资开掘扬州沟渠，筑渔亭孔道等。马曰喜爱考校典籍，家中专设刻印坊，不惜费资刻印书籍，当时称这一批书为“马版”。小玲珑山馆又是马氏藏书楼名称，藏书多达10余万卷。
当时，能进入马氏兄弟的街南书屋或小玲珑山馆，对任何学者、诗人、画家来说都是一种荣誉和慰藉。汪士慎正是在马氏兄弟的支持下，才得以声名远扬。马氏兄弟在扶持艺术上，不吝金钱，长期不懈，乐此不疲，还带动了一批好此道的徽商，使“扬州八怪”的作品被大量收藏，最终走向市场。
“扬州八怪”并不是徽商手中的股票，许多支持“八怪”的商人是出于真正的喜好。这也反映出徽商对文化的重视，体现出众多徽商的儒商风范。
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翻开徽州的地方志及相关文献，“贾而好儒”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徽商正是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并推动了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活动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形式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徽商的兴起以至鼎盛，让现代的安徽人倍感自豪，但近代徽商的衰落则让他们品味了苦涩。弘扬徽商精神，重振徽商，已成为徽商故地人们共同的心声，成为古徽商传人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标。今天的安徽商人虽然没有先辈风光，但是安徽人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的人文传统没有改变。
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总裁史玉柱在早几年，可能是中国亿万富翁中文凭最高的人物之一。其实，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块有着浓烈的文化底蕴和亦贾亦商的故土。史玉柱说过：“我感受到现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渔民、农民和一些个体户。”有人说：改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象，自史玉柱开始。
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还有董明珠、张近东、王传福、吕向阳等人。董明珠是芜湖人，任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是“世界十大最具影响力的华裔女企业家”。2004年荣膺《财富》“全球商界女强人50强”，2004年家电业十大风云人物第二名。
综观徽商的发展史，徽商能在明清两朝兴盛数百年，以致留下“无徽不成镇”之说，少不了儒学对商业的影响。今日商业大势之繁荣，远远胜过明清两朝，现代人要经营好今日的商业，则更须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因此徽商“贾而好儒”的历史经验，今日还大有可取之处。
6.纵横商海，手不释卷
读书是徽州地区的优良传统，也是徽商好儒的表现之一。曾有徽商在自己的门楹上书写了这样一副对联：万世家风唯孝悌，百年世业在读书。
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明代歙县人黄镛，少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齐、鲁间进行商业活动，由于他善于洞察“盈虚之数”，故精于“进退存亡之道”，获利甚多，“赀大丰裕”。
明万历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县商人吴彦先，一有闲暇便浏览书史，因而善于与同行纵谈古今得失，连一些宿儒也自以为不及于他，故博得群商的拥戴，一切营运都奉请他筹划。他为不负众望，精心地权衡货物轻重，揣测四方缓急，判察天时消长，且又知人善任，以致凡得他指示的经商活动，都必获倍利，遂一时成为众商的智囊。清代歙县人叶天赐，“性聪颖，嗜学工诗，擅书法”，因家贫而为他人行贾，由于他“料事十不失一”，一跃而为独立经营于扬州的富商。
读书，提高了徽商的生活品位，增强了他们的经营能力，促使徽商仕贾结合。因为当时社会行业风气以“仕”为贵。以仕的身份看待商人，是商人莫大的荣耀，表明其社会地位的提升。
好读书也对徽商的成功经营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一，从文化典籍中汲取商业经营理念。歙县商人汪世贤说：“要做好生意，就需要像伊尹、姜子牙那样的谋略，孙武、吴起那样的用兵战略，商鞅那样的坚定不移地推行法治的精神。”又说：“致富没有具体的行业，买卖货物没有固定的主顾，只要你能干，所有这些（指财源）都会源源不断地来临。”若不是读书，汪世贤对商场经营怎能有如此透彻的认识!
第二，帮助徽商借鉴历史上著名商人的经营谋略。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计然、范蠡、白圭、子贡等便是徽商学习的典范。徽商汪福光，生来就有远大志向，决心要做一番事业。通过读书，他知道春秋越国大臣范蠡放下高官不做，隐居江湖做生意，照样成就一番事业，人们尊称他为“陶朱公”。于是他便以陶朱公为榜样，潜心学习会计之术。后来他到江淮之间经营盐业，精选人才、善观时变，不久就获得成功，拥有商业资本巨万。
歙县商人黄莹小的时候就喜好读书，长大经商后，一次他读《史记·货殖列传》，心中顿悟，决心模仿书中描写的那些大商人的做法，在经商中成就一番事业。于是他在经营中绝不使用欺诈的手段，而是静观时变，比较市场价格升降变化，揣摩货物销滞及价格走势，果断决策，获取正当的商业利润。此后，他的生意越做越红火，终成大贾。
第三，陶冶了徽商的人文情性修养，丰富了徽商的业余生活。有一位名叫许秩的徽商，他在商场摸爬滚打十几年，经营也已有相当的规模，家资累至几十万，在当地俨然首富。他常常读《史记·货殖列传》。一天，他见书中描写四川商民一边做生意，一边享受渔猎游玩之乐，生活得比皇帝还逍遥的情景，不觉怦然心动。于是他当即从浙江包买了些船只，顺长江逆流而上，最后直达四川成都。路上一边观赏四川三峡之美景，一边采购当地物产发往山东地区贩卖。如此往返两趟，所获利润更加丰厚，家产累达百万以上。在做生意的同时又能享受自然之情趣，徽州俗话说得好：“卖糖搭看戏——一带两便”!若没有书本知识的导引，许翁又何能如此!
除古人经典著作之外，当时涌现的与商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商人书和商业书，也是他们经常阅读的。这些商业书包括标准商书、水陆行程书、集商业经营和水陆路程于一体的商书、商业道德与伦理书、防骗类书等等。
如休宁商人手抄本《士商规略》就介绍了商人出门如何注意安全、怎样待人接物以及把握市场行情等知识。《士商十要》总结了作者经商的十条经验，最后说道：以上十条，虽系俗谈乱语，实系少年切要。初出江湖士商，闲时细览，方知商贾经营，非易事也。
不言自明，这些书为徽商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各种商业经验或经营信息。
明清徽商好读书的特色，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一贯视商人只知逐蝇头不识诗书的看法，不仅为明清商业市场增添了新的亮点，而且为商人地位的提高提供了途径。
好读书，帮助徽商修身养性，帮助徽商汲取前人的经营经验，还帮助徽商了解各地的地理风俗民情，有利于徽商了解市场的发展趋势。在商场上。对商人来说，多读书是极其重要的。俗话说：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一本有价值的书写成，无不是一个人或一些人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智慧的结晶。读书，是学习前人经验、交流思想和陶冶情操的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7.“仁爱”为商，广结善缘
清代一位徽商对“商人”有这样的见解：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该如何去做人呢 其实，做人，实际上就是要讲求一个“仁”字。圣人们常说：“仁者爱人，爱人者得人，得人者方能得天下。”
那么对于一个商人，又该如何去做呢 “商人”，“商仁”也，商人在经营中同样也要讲求一个“仁”字。作为一个商人，尤其是想做一个成功的商人，在经营中怎样才能做到“仁”呢 其实就是懂得“取”与“合”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真正理解“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商人，才算称得上真正的大商人。
徽商对“商人”概念的理解和感悟表明了他们充分认识到“仁”在商业经营中的重要性。
素有“儒商”之称的徽商把儒家道德伦理融入商业经营之中，形成了从商的商业道德。在儒家道德伦理中，“仁”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极其融洽的关系。这种融洽的关系具体外化到徽商商业营销活动当中，就有如下之表现：
徽商在商业经营中讲求以“仁爱之心”作为经营之根本，表现为“不困人于厄”，不谋利于危难之际，相反却能够施惠救困。清朝康熙、乾隆之际的徽州盐商吴钢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吴钢生平讲求做人以“仁”为本，待人处事以“义”为先。所以他日常看到困苦之人就如同自己处在苦难中一般，定然要救人于危难之际。他帮人做好事常常是不留姓名，因而有时人们受了他的恩惠却不知他是谁。一旦看到别人处在困急中却帮不上忙，他往往会急得连饭都吃不安宁。
他不但自己仁义如此，而且经常还教导儿子吴绍璨说：“我祖宗七世居家，虽然都只处在温饱阶段，但他们都是凭良心做事，做到心安理得、不愧于人。如今我要赠你12个字，这就是：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这12个字你要切记在心，待人处事不可违背。”
后来他又教诲儿子说：“随着年岁的增长，人的知识学问也在不断地增长，但是我觉得‘厚’这个字，人的一生是学不尽也是做不尽的啊。”
他反复叮嘱儿子做人做事要厚道，要仁爱待人。他的一片拳拳“仁爱”之心，正是体现了徽商经营中以“仁爱”为根本的宗旨，也反映了“仁爱之心”在市场营销中是徽商所追求的价值取向。
一定程度上，徽商经营中的“仁爱之心”是其“信”“义”的升华。“仁爱之心”付诸行动，比“信”“义”更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出于“仁爱之心”，徽商在经营中往往薄利多销，不乘人之危，不取不义之财，甚至仗义疏财，救人于危难，从而赢得很高的商业信誉，提高了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清朝末年黟县有个商人李宗媚，他开始到湖北做些小生意，稍有赢利，不久便在荷叶洲开了一个小商店。当时有一个湖北船商经常贩运货物从他店门口经过。日子久了，相互之间也就认识了。
一天，他们在路上相遇，李宗媚看船商满脸泪痕，感到很奇怪，于是便问他出了什么事。船商带着哭腔说：“我的货船在江上遭遇飓风，船上的货物全部翻人江里。现在货物没有了，我也没钱赔，只能卖船偿还。可没有了船，我靠什么活啊 ”
李宗媚了解到这位船商家里也不宽裕，而且几个孩子都还幼小，全家老少全都靠他一人弄船贩运养活。一旦没了船，全家也就断了活路。于是李宗媚毅然决然地说：“你不必着急，我代你赔偿货物。”可李宗媚刚开小商店不久，身上资财也不过百数十千钱，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将钱分了一半救济这位船商，湖北船商因此而渡过了难关。
此后，船商逢人便称颂李宗媚的好善之德，李宗媚的仁义行为便传播遐迩，往来商人个都称颂李宗媚为“贤贾”。远扬的声名为他赢得了滚滚财源，很快他就成为一名大商人。
徽商主张商业经营应以“仁心”为根本，这种观念对徽商的经营有什么积极作用呢 首先，它提高了徽商经营的声誉，使得徽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其次，它也有利于徽商整体的发展。因为徽商的“仁爱”之心除了对顾客外，同样也针对同宗同族之人，他们互相以仁相待，大商人提携小商人，小商人支持大商人，互相维系谋求共同发展，无疑促进了徽商商帮内部的团结与凝聚，从而提高了商帮整体的市场竞争力。
其三，徽商以仁心对待顾客，这有利于营造主顾之间“和协”的人际氛围。徽商把“仁心”展现在营销过程中，很明显会使商业经营充满温情，这样自然能够吸引客户。反过来，“爱人者，人恒爱之”，客户也往往以“仁”来回报商家，即除自身成为商家的长期顾客外，还会带来身边的消费和经营群体，顾客和客户群体扩大，从而使商家进一步占据市场。
8.以礼待人，和气生财
儒家伦理中“礼”相对于“仁”而言，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孔子说：“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营造“和”的境界，无疑“礼”是一种手段。因为“礼”是协调人际关系的行为手段，它要求人们的活动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不过，它同时也是一种交际方式和行为能力，尤其在商业营销活动中，讲求“礼”变得尤为重要。
“分争者不胜其祸，礼让者不失其福。”徽商对这一点早有清醒的认识，在他们看来，以礼待人不仅是行为规范，更是一种交际能力，是市场营销的一种方法手段。以礼待人，可以使主顾达到一种“和协”的人际氛围。因此，以礼待人还是一项专门的学问，徽商在子弟或下属伙计正式参加营销活动前，要求他们必须学习怎样以“礼”待人。
那么，徽商又是如何将“礼”具体运用到市场营销行为当中的呢
一方面，从“礼”的要求出发，徽商力求自身营销行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和遵纪守法。歙县商人唐祁，因善于经营而致富。几年前，唐祁父亲曾向某甲借了一些钱，现唐祁父
亲去世了，某甲来要债。但是某甲把当年借债时立的字据给弄丢了，也就是说人证、物证他
都没有。若换个奸猾之人，肯定是矢口抵赖。但是唐祁却说：“字据虽然没有了，但是借债
的事确实芎。”他毫不赖账，将欠款如数偿还给某甲。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此而完结，过了不久又有人拿着当年的借据来向唐祁要债。唐祁明知这人是欺诈，但是他手里有确凿的证据——借据。唐祁说：“我父亲绝没有向你借钱，你说的借钱的事虽是假的，但是你手里的借据却是真的。”于是他依旧给了来人所谓的“欠款”。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人人都作为笑谈。但是唐祁毫不在意，他说：“那人(某甲)当初借钱是为了帮助我父亲解燃眉之急，这种热心我深受感动，当然要牢记于心。他虽然
没有字据，但我绝不抵赖。”对于某甲失了借据来讨债，唐祁认为事实存在，而且恩情当报，坚决还债。这是从道德规范的角度来要求自身行为的。而对他人拿着借据来讨债，虽然明知
是假，但是物证却是真的，唐祁也依旧“还债”，这则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要求自身的行为。
总之，无论是真是伪，只要合“礼”便去落实。这种“礼”中所体现出的亲情、友情、道义之情融入市场营销之中，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打动人呢!
另一方面，徽商坚持以礼待人，以礼结交人，主张商业经营应该是“和气生财”。徽商经营活动的区域非常广泛，而且经营的商品品种众多，因此，他们不得不要与各地各行业的各色人等进行广泛的交际。与之打交道的人物可谓繁杂，上至皇帝高官贵族，下至地方官吏乡绅以至形形色色的大众百姓。为了使交际达到完满的成功，以礼待人是基本的。
徽商日常生活的种种礼节规范，如公共场合与人交流、接待客户的礼节，徽州自学徒开始就不断受到专门的培训、灌输和教化。如与客户交流时，要恪守道德，讲礼貌，不准与客户争吵；客人面前，只能站立，不准坐凳；不准在店内看书、聊天和高声喧哗；不准私拿客户财物等等。
徽商受了这些培训之后，进入市场营销中，自然处处克己守礼，待人谦和，以客户满意为职责。如徽商郑崇学在南京经商几十年，待人处事，无不以礼相待，他奉行为人要谦和，与人相处能够容让，以不搞欺诈为营销职责。他的这些言行深得人们的信赖，生意也是蒸蒸日上。
徽商凌和贵经商武汉，在当地，上自达官绅士，下至百姓平民，他都能够做到以礼相待，与地方官吏来往更是融洽。这些交往，无疑能够给徽商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甚至还会取得政治上的种种保护、经营上的垄断特权以及巨额的利润回报。
徽州自古就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程朱阙里”、“理学故乡”、“文献之邦”、“东南邹鲁”都是徽州的别称。徽州素称“礼让之国”，尤其在采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崇儒重学的风气日益炽烈，这样的社会环境致使徽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响，加上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过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徽州商人不知不觉就会不断地自我完善人性品格。因此，即使在经商时，他们也会把儒家思想的精髓应用到里面。
徽商在经商时坚持诚信为本，仁心济世，礼让待人，由道取财，以义为利的众人称道的经商办法。
在经营过程中，徽商恪守着见利思义、信守契约的原则，打破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无商不奸”的商人形象。他们信守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十分讲究诚信，总是坚持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原则。他们的物品货真价实，对待顾客童叟无欺，并且遵纪守法、信守承诺，日而在商场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从中大大受益。徽商把贾儒结合起来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他们提倡“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徽商之所以能够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与“道”、“义”有着重要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道”就是指徽商的商业道德，主要包括“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薄利竞争，甘为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虽然只有短短的32个字，可是它们确实道出了徽商经营之道的精髓。
不过，“礼”的概念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对“礼”的内涵的理解是不同的。徽商是个封建性的商帮，因而他们观念中的“礼”带有很大的封建性，有些部分对今天来说已成为糟粕，对此我们要以历史的辩证的态度去对待。不过，徽商以礼待人、和气生财的商业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9.商界风雅，首推徽商
在中国传统观念上，风雅人物往往表现在文人士大夫身上。文人士大夫舞文弄墨、吟诗论画，显示儒雅风流之态。历史发展到明清阶段，一些商人为了改变自身低微的社会地位，
掩饰身上令人厌恶的铜臭味，也积极加入追求风雅的行列，彰显其绅士风度，希望借此来改变自身形象，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其中，尤以徽州商人为最。
徽商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贾而好儒”，他们追风逐雅的劲头绝不逊于文人士大夫。如徽州休宁商人汪志德，他15岁时就出外经商，虽长年混迹于商人中，但却与一般俗商不同。他在经商之余暇，绝不虚度时间，而是沉醉于书香墨海中，琴棋书画不离左右，对于历史掌故尤为熟悉，只要人一谈到古今治乱得失，他就会口若悬河历数不遗。所以人们称赞他有倜傥风流之才，而且他的所作所为常常是有谋有虑，远远超过一般商人。
其实，若把眼光放宽大一点，把一个个追风逐雅、“贾而好儒”的徽商结合成一个整体，我们就会发现，正是他们推动了徽州文化的不断发展。由于徽商不断积极进取，努力追求
儒雅生活的理念，促使他们特别关注文化事业。明清时期，徽州文化异常发达，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州戏曲、徽州教育甚至徽州的饮食文化等等都是名播遐迩，名家名作辈出。徽州文化之所以出现如此辉煌灿烂、峰峦迭起的局面，都是与徽商的资助、培育、奖励、推崇分不开的。因此，著名徽学专家张海鹏先生说：从宏观来看，徽商正是酿造徽州文化的酵母。
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而且受传统士人生活价值观的影响很深。他们周游国各地，遇到山川秀美之处，便免不了要歌咏一番，并经常邀请文人名士举行诗文酒会。
徽商郑孔曼虽经商奔波于外，但他平日衣着非常讲究，绝不含糊。其装束常常是身穿文人长衫，头戴秀士高帽，腰悬长剑，身上还常背一个书囊，活脱脱文人书生装扮，不认识的肯定还会以为他是个秀才呢。经商之余，他经常跟从文人登山涉水，诗歌酬答，尽兴而归。他还写了不少诗歌，如《吊屈子赋》、《岳阳回雁》、《君山吹台》等。人们不得不佩服他，推崇他为诗人。其实像郑孔曼这样的商人在徽商中是很多的。当时一些文人士大夫为徽商写墓志铭、行状的时候，往往都称赞他们是“贾而士行”或者“贾而兼士”，意思即是称赞他们虽然是商人但却有儒士风度、儒士风采。
明清时期的扬州，是徽商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出诗人最多的地方，当时就有“扬州遍地是诗人”的说法。两淮盐业是徽商的天下，而盐商大都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徽商中商人兼诗人的现象非常普遍。
扬州徽商诗人中杰出者当数扬州“二马”。“二马”指的是马曰绾、马曰璐兄弟，他们祖籍徽州祁门，二人在扬州经营盐业。兄弟二人富有涵养和风度，待人处事彬彬有礼。兄马日珀修建“随月读书楼”，专门挑选当时文人杰作印刷出版，享有盛名。他自己还出版了诗集《水南花墅吟稿》、《沙河逸老诗集》等。弟马日璐也善写诗文，在当时扬州文坛上与他哥哥齐名。兄弟二人还修筑“小玲珑山馆”，时时邀集文人学士举行诗文酒会，享誉一时。
“扬州二马”之后，扬州江氏又兴起了。盐商世家徽州江氏也是一门诗人，江氏家族中名流代出，从江春到江振鹤，人称他们是继“二马”之后的扬州诗坛盟主，足见江氏风雅之盛。
不仅仅大商人追求风雅，一般的小商人也致力于提高文化素养，用诗文涵养身心。如徽商倪穆，幼年时家贫，于是外经商。经商稍有赢利，倪穆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而且读书时非常刻苦，每天看书不到深夜是不会脱衣睡觉的。学有数月，其文字功底扎实了，于是转而学习汉赋唐诗，自己也时时作诗为文与文士相唱和，颇有文人雅士的风度。由于倪穆读书严以自律，刻苦提高文化修养，其诗文声名日益卓著，仰慕他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他也是乘机左右逢源，生意也随之越来越兴旺，最后终于成为一个具有儒商风度的巨商。
徽商儒雅风流，以诗文笔墨交际天下文士，与他们诗歌唱和，文酒往还。大量史实表明，他们追求儒雅生活方式对他们经商是非常有利的。
其一，追求儒雅生活方式，使徽商有了与文人士大夫甚至上层官僚沟通的连结点。这个连结点使他们有机会进入上层社会并与之交流，并以此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扩大自己的社交圈。
其二，徽商结交文人士大夫以至高层官僚，为他们在日后经商过程中打通关节提供了门路，这无疑有助于徽商的商业经营。
其三，徽商通过儒雅生活方式来改变自身形象，使人们对他们刮目相看，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10.比迳谭绶叮赢得人心
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徽州乃朱子故里，受这位乡贤影响，这里“儒风独茂”，人才辈出。在这种氛围中崛起的徽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把贾和儒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的儒商品质。徽商这种温文尔雅的儒商风度，为他们的成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帮助：
首先，拉近了徽商与官员的距离，为徽商攀援封建政治势力提供了黏合剂。隋唐以后，官员的选拔一般要通过科举考试，明清尤其如此，故他们的文化素质还是相当高的。身为儒商的徽商自然比较容易与这些官员找到共同语言，从而为他们之间的“钱势之交”找到了突破口。
每到一处，徽商总是与当地的封建官员宴酒谈笑，诗词唱和，一派意气甚投的样子。如歙县商人梅仲和“弃儒服贾”去苏州做生意，与当地的士大夫相交默契。苏州当时是异常繁华、富庶的国际性商业城市，商品经济发达，同时也是达官贵人集中之地。梅仲和学识渊博，温文尔雅的气质博得了官员的青睐，竟有很多官员“慕公名”，亲自登门拜访梅仲和，这给梅仲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徽商与达官显贵们“相交甚欢”，对他们事业的发展自然是大有裨益的，不仅可以获得这些封建势力的袒护，还可以与他们相互“提携”，共谋“生财”之道。
其次，儒商风范使徽商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同，更好地推销自己。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明清时代，文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他们上通天子达官，下触百姓民情，饱读诗书，游历天下，创造并传播着崭新的社会风气。在当时封闭的小农经济时代，文人的活动是传播社会信息的一条重要渠道。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一旦徽商得到了他们的认同，社会接受徽商就会容易得多。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作用，徽商的认识无疑是入木三分的，因而，徽商与儒士的交往结合也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另外，相对于一般商人的粗俗，徽商儒雅的形象无疑使人们眼前一亮。
再次，徽商也深知贾儒结合对自己事业成功的妙处，在商业活动中往往自觉躬行儒道，坚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指南。表现在做生意上，就是以儒道经商，坚持良好的商业道德，如讲求以诚待人，诚信服人；薄利竞争，甘当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等。这更为徽商赢得了极高的商业声誉。
在几百年的徽商繁荣史上，流传下来很多徽商为了恪守商业道德而使自己蒙受重大损失的事情。徽屯老街“同德仁”是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中药材老店，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每年在秋末冬初都要举行“虔修仙鹿，，仪式。他们在抬着身披彩缎的鹿游行之后，都要在众人的眼前现场制作特色名药“百补全鹿丸”，以监督制作过程没有掺假。清朝时著名的大墨商胡升文发现自己的店铺内有一批已经制作完成的墨锭不符合质量要求，就立即停止了这种墨锭的销售，并把这些不合格的产品全部倒人池塘销毁，以向天下展示自己的“信”。他甚至把那些已经销售出去的墨锭再用高价收回，不让每一位顾客因此而受到损失。
“义”，就是商人在经商时要把仁义放在第一位。休宁商人刘淮是一位大粮商，长期在嘉湖附近收购粮食。有一年，那里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百姓的地里颗粒无收。有人就劝说刘淮让他把以前囤积起来的粮食高价卖出，获得丰厚的利润。可是，刘准并没有被金钱所诱惑，严词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认为能够让饥饿的百姓顺利地度过灾荒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于是，他不但没有趁机抬高物价，还将自己的粮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并为那些无钱买粮的灾民开设粥棚。刘淮的义举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灾难过去后，他的生意更加红火了。
清朝初年徽卅歙县大盐商江演也曾做出过许多义举。他在自己发财之后，并没有忘记家乡的百姓，先后捐献白银几万两用于家乡的交通建设，开通了30多里路，还捐献巨资疏浚了扬州河。这种造福社会的义举正是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最高境界。
胡贯三是徽商巨富，也是把贾儒结合起来进行经营的典范。在他数十年的经商过程中，最为注重的不足获利多少，而是商德和修养。他主张做生意时贯彻“以诚待人”、“以信处事”、“以义取利”、“以善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基”的箴言。正是由于采用了贾儒结合的经营之道，他的生意越做越大，资本越来越雄厚。他在全国的很多地方都开设了自己的分店，包括当铺、钱庄、布店、作坊、土特产货店等许多行业。胡贯三也因此成为江南六大首富之一。
徽商深知贾儒结合对自己事业成功的妙处，在商业活动中往往自觉躬行儒道，坚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指南。表现在做生意上，就是以儒道经商，坚持良好的商业道德，如讲求以诚待人，诚信服人；薄利竞争，甘当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等。这更为徽商赢得了极高的商业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