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生活既紧凑又活跃。每天早晨六点，大喇叭反复唱着跟部队一样的起床号。还可以在床上赖上几分钟，六点半钟全班集合做广播体操。之后是早餐，八点上课，中午午休，下午两点上课或自学，五点钟以后课外活动。课外活动时间整个校园顿时沸腾了起来，大多数同学在校园散步、阅读，打篮球。在房前屋后的空地和马路上打排球、羽毛球。也有的画画写生、办墙报……

       我哪里顾的上如此潇洒，早已经焦头烂额了。最头疼的是数学课，觉得枯燥无味。数学老师像个魔术大师，把那些符号和数字变化成无穷无尽的东西，把我看得眼花缭乱，不知所云。听课的时候脑壳里的核桃仁总是不能安分守己，东撞西碰地逃出了牢笼，拉都拉不回来，按照母亲的话说心玩野了。要不就是打瞌睡，老师那抑扬顿挫的讲课声，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催眠曲。不时地打上几声呼噜，引的周围方圆几米内一阵开心，我成了一个同心圆的视线焦点。阶梯教室远处的其他同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一下回头率可是不低。数学老师的视线也被我吸引过来，我赶快把脖子一缩，头低成了缩头乌龟，坐在我两边的同班同学成了笑料的替罪羊。为了不牵连他们，约定只要我的头开始往下啄，就用胳膊肘捣我一下，数学课上也不知道挨了多少下捣。物理课联系实际较多，学的有意思。化学课也特别有兴趣，一种物质加上另一种物质竟然能变成一种新的物质，真是太奇妙了。

       但是进度太快，据说这个学期要把初中、高中的数理化补完，可想而知负担有多重。老师还扬言期末要考试，我牢记母亲的教诲：“跟不上人家学校就不要了。”去新华书店买了一套初中、高中的数理化课本，花了不少银子。这些钱可以吃香喝辣享多少次口福呀！想起来疼的心尖上流血了，但也没有办法。宿舍里是不能学习的，只有一张桌子，我这个小子辈，还不乖乖地靠边站。躺在床上一看书就瞌睡。因此每天下午和晚上找一个人不多的教室，吭哧-吭哧地学了起来。把那些重要的地方打上红杠杠，把那个不懂的地方用蓝色画个问号。刚开始问赵建国，毕竟是老乡嘛，问的次数多了，赵建国不耐烦了，数落我就没有学明白，因此很少再问他。反正老大哥多的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做数学作业是个困难的事，就像母亲以前讽刺我的话一样：“让你算个正经题就算不清楚，作业本上尽是红叉，算个歪门邪道你灵光地很。”实在憋不出来了，赶快把老大哥的作业照猫画虎抄一遍，先应付地交了差再说。

       星期六晚上是同学们最欢乐的时刻，早早吃过晚饭，我们就拿着寝室里的方凳，三三两两到露天电影场占位子。谈天说地，看那些台词都能背下来的老电影。星期天睡个懒觉，逛逛公园，倒是想逛街，无奈囊中羞涩。就这样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学了个天昏地暗，头昏脑胀，真真体会到学习比干铸造工的活要还辛苦多少倍。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使我惊慌失措的事，开始掉头发。最初是在枕头上发现的，后来越掉越多，洗一次头脸盆上漂浮着一层头发。我恐惧地担心如此脱下去，不久成了秃子，别说何莲了，就是喂鸡的姑娘也娶不上了。老大哥们说是用脑过度，可是不用脑怎么能跟的上，只能听天由命了。

       仅仅一门数学就够我喝一壶的了，又跑来了一门英语课，真是祸不单行啊。上了一年半的中学，就学了几句俄语，说是要准备打仗用。现在学英语要从ABC开始，你说闹心不闹心？而且学英语花的时间多，收效慢。尤其那些单词总是记不住，经常是曾经相识，但想不起尊姓大名。想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外国话。英语老师是一个中年男人，整整齐齐的中山装洗的干干净净。奇怪的是没有胡茬子。一边倒的头发，梳的油光发亮，眉飞色舞地说着中英文交替的话，显得油腔滑调，跟电影里外国流氓差不多。像酒瓶子一样底厚的眼镜，都挡不住对女生眉目传情，而且被放大的十分夸张。其实骚扰那些老姐姐们也与我无关，就是看着不顺眼。尤其是还时不时地嘴角往两边一拉，上唇中部比下唇往下突出一点发着嗲，顺便还掐个兰花指。男生们互相使眼色偷着笑，我觉得恶心想吐。要不是老师，给他三拳二撇就够了。一拳把左眼打成熊猫眼，再一拳把酒瓶子底镶进右眼眶里，第三拳打掉几颗门牙，叫他的上下唇换个位，看他如何再发骚。折断他的双手中指，让他再掐兰花指看看，一定像个残疾人。只要他一嗲嗲不休，我就轻轻敲桌子，同学们就会心相笑。英语老师通过眼镜上方追查目标，好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后来他告到了辅导员哪儿，辅导员通过班长传下话来，英语老师老婆远在千山万水，就是那个毛病，多少年了也改不掉，上课敲桌子也不对嘛。我相信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老话。后来隐隐约约听说他又自作多情地告我们班一女生骗了他，具体细节我不清楚，只有三套领导班子成员知道。都以为我还是生葫芦，没有长熟呢，哼！都没有把我这个小字辈放在眼里。

       天气渐渐凉了，一下又多了英语这个拦路虎，更是雪上加霜。老大哥们传授经验是多阅读，于是星期天打算去市里最大的新华书店买一本阅读材料。穿上被自己的身子压成笔直的裤子。把矮腰皮靴擦了个锃亮，把裤腿往靴腰子里一塞。再把当年“刀把子”何大哥送给我的漂亮匕首，往靴腰子里一插。挑了一件相对干净的外衣穿上。把校徽端端正正地别上。临出门幸亏想起忘带学生证，那可是重要事，要不然进校门很麻烦。一路上精神抖擞地来到了市中心，皮靴上的铁掌子和马路碰撞着，咔咔地发出有节奏响声。本来这个城市穿皮靴的人几乎没有，引的路人直往我的脚上看。这时迎面走来一个人，穿着典型的藏民服装，腰间别着一把藏刀，刀鞘和刀柄甚是好看，我不由自主地站了下来。看到他胸前戴着“民族学院”的校徽，也许他也看到我也戴着校徽也站在我面前。我说：“你的藏刀真漂亮！”他听到夸藏刀很是高兴，用右手抽出藏刀递给我看。果然是一把好刀，一下子看到眼睛里拔不出来了。我也自豪把匕首递给他欣赏，也看到他眼睛里放着亮。我说：“我们交换怎么样？”他犹豫了片刻用生硬的汉话说：“不行的，我们藏民男人身上没了藏刀，就好象没了灵魂。”我失望地还回藏刀，拿回自己的匕首，握手告别。

       一边走着，一边回味着漂亮的藏刀，听到有人大喝一声：“喂！站住！”我一抬头，是一名交通警察在喊我。果然十子路口中央安全岛上一个警察叫我过去。到了警察面前，他说我不看手式违反了交通规则。我赶快强词夺理地狡辩：“我们老家就一条街，没有交通规则，所以不懂，下次一定注意。”也许警察听我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又穿着皮靴，似乎相信了我的话。就说：“好吧，你在这再抓住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人，你就可以走了。”我满以为这样说了就没事了，没想到警察来了个如此损招。我就像进了耍猴的场子，警察就像耍猴人，我就像猴被周围的人观赏，羞愧难当。我赶快取下校徽装进口袋里，免得给大学生丢人。奇怪的是街上的人似乎都变聪明了，不上我的当，有意叫我多显眼一会。我焦急地等待着救星出现，足足等了大约半个时辰，似乎比一上午的课还漫长。一个替死鬼终于出现了，我仿佛看到了曙光，便迫不及待地把它交给了警察，急急如漏网之鱼消失在熙攘的人流中。

       到了新华书店直奔英文书架，一本一本地翻着，有讲故事的，也有科普方面的。正在选书呢，突然听到有人大喊大叫：“抓贼啊！抓贼啊！……”我扭过头一看，一个小个子人飞快地跑过来，后面有两个一老一少两个女人边喊边追过来。我一个箭步冲上去，飞起一脚正踢在他的小腿上，只听得噗通一声，一个狗吃屎爬在地上，钱包甩在地上。那贼刚要爬起来，我赶紧上去把他的两个手扭在背后，那贼拼命地挣扎。这时人们都围了上来帮忙，我说：“快把他的鞋带解下来一根。”我用鞋带捆住贼双手的两个母指，放开了他。那个老女人捡起钱包边骂边打了那个贼几巴掌，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喊着打死他！有的说扭送派出所。这时书店保卫科的人员闻讯赶来，把我们几个当事人带到办公室做了笔录。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科技大学的学生，从他们疑惑的眼神中看出不相信，可能看我穿着皮靴还插着一把匕首。我掏出学生证给他们看了，他们夸我是见义勇为的好学生。我选好了书，买了一本，售书员把我当英雄一样，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我一下找到了什么是英雄的感觉。回学校的路上感慨万分，今天丢人和羡眼都占全了，叫我哭笑不得。

       过了几天，班长通知我下午一上班去辅导员的办公室，我紧张地赶忙问：“找我啥事？”班长说：“不知道。”一个中午心里面七上八下的，午饭也不知道啥滋味，午觉也没睡着。猜想着可能是上课敲桌子的事，是不是有人给英语老师告密了，这次是有针对性的上告了？好不容易熬到下午上班，来到辅导员办公室门口，定了一下神，长出了一口气，敲了几下门。听到里面说了一声：“进来！”我拉开门走了进去，站在他的办公桌前面。辅导员还是快速笑了一下立马恢复了严肃，我心里面咯噔一下，坏了，肯定没好事。辅导员语气平静地问道：“你是不是星期天在新华书店抓了一个小偷？为了慎重起见，先把你叫来核实一下。”我一听是这事，就把心放回肚子里了，连忙回答是的，就简单的把经过叙述了一遍。再看此时辅导员，脸上难得的笑容一直持续着。说系里接到了新华书店打来的电话，表扬了你这种见义勇为的事迹……辅导员又问我是否写了入党申请书，我说还没有。他又严肃地教训起我来，青年人要积极要求进步，向党组织靠拢，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晕晕忽忽地出了办公室，辅导员的话一直在脑子里盘旋着。尤其“好人好事”“入党”这些词。好人做好事，坏人干坏事，星期天干了一件坏事，又做了一件好事，是好人还是坏人？从小长到大，干了不少坏事，我是坏人吗？又想到辅导员鼓励我积极要求入党，我能入党吗？只有像雷锋、王杰、焦裕禄……数不清的英雄人物，才能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至少应该是先锋队的先进分子。先进分子首先应该是好人，我能算是好人吗？像班长那样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一心为同学服务，才算好人。

       班党支部指派赵建国为我的积极分子联系人，赵建国给了我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小册子，遵照他的嘱咐我认真学习起来。最能打动我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我感到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啊！从忆苦思甜和电影里看到打倒了黄世仁、刘文彩、南霸天一类的地主、恶霸、资本家，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才能翻身做主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这是多么美好的社会呀！我暗自下决心为实现这样的目标而奋斗终身。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像层出不穷的英雄人物一样，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在赵建国的指导下，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越临近期末我越紧张，最担心的就是期末考试。化学课感觉还好一些，连滚带爬地或许能混个及格。物理课虽然有兴趣，但是内容太多，就怕抓不住重点。通过做作业知道物理题如果列不对计算式，一分也得不上，能不能及格就要看运气了。头疼的数学还是算不清楚，脑子如同一锅数字和符号的浆糊，及格无望了。心烦的英语仍旧是记不住单词，看句子如同小时候父亲给我念《济公传》一样，疙里疙瘩的不知所云。英语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语言还有语法，啥叫主语、谓语、宾语、状语。英语老师似乎没有那么讨厌了。我想语文也应该有语法吧，为什么没有印象，是没有学过吗，还是忘了，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中学语文课上，学习了不少英雄人物的事迹和他们的豪言壮语。怪不得李技术员说我说话丢三落四，颠三倒四。比如说见面常用的问候语“你吃饭了吗？”我却说“吃了吗？”只剩下谓语了，这可以解释出许多意思来。有时候被刚从厕所出来的人骂了个狗血喷头。还比如“一碗豆腐”，我习惯说“豆腐一碗”，看来以后说话写东西要注意语法问题。英语考试怎么办？没有一点信心，连蒙带猜也难及格，万一英语老师听到些什么风声那我就死定了。四门课三门不及格，该土豆搬家滚蛋了。要是灰溜溜地滚回家乡，我猜想那可是名声大震。汽车配件厂的人肯定幸灾乐祸；父母脸面扫地；姥姥又该说我懵头懵脑；姨妈说我还是玩性不改；舅舅说回来也好；小姨斜着眼睛看我；大伯们说我上坟的时候没有给爷爷奶奶磕响头。厂里的人背后不知道把我贬成啥样了，师傅们对我一定很失望。特别是何莲的芭蕉扇都懒的动一下，老老实实地跟喂鸡的姑娘见个面。上次上坟我还担心三大伯念念不忘那个姑娘，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提。脑子突然闪出不知道什么时候钻进去的名句，“愁啊愁，白了头”“人比黄花廋”。

       一个周三下午，通知全校师生去大礼堂听重要报告，原来是听一位风云人物关于教育革命经验的讲话录音。大部分内容听的似懂非懂，但是他谈论了自己的体会印象深刻。他说：“毛主席说的对‘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我从考场出来，看到天特别蓝，云特别白，就象从监狱里出来一样……出了考场门许多人都骂，摧残青年啊！那年班里留级退学七个人……”“我有点飘飘然地给毛主席说，学习了34门课，一大堆书，还学了专业课。毛主席说‘你屁也不是，你学的那些东西，你到实践中去检验过吗？就算是对的，到实践中用得上用不上鬼知道。’毛主席提倡理论要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这次报告如同在校园里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其冲击波久久不能散去。围绕考试还是不考试，如何考试，议论纷纷，各抒己见。我当然希望不考试，那就可以蒙混过关了。最后学校决定用考查加参考作业情况给成绩。幸亏平时认真交了作业，终于平安无事地混过去了。感叹自己福大、命大、造化大，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很快就要放寒假了，父母来信问是否回家。我才不愿意回去呢，好不容易脱离了监控范围，即便经常骂我反正听不见，落个耳根子清净。再说家里没有我睡觉的地方，厂里的床铺肯定有了新主人。问题是如何把不回家的路费哄到手，花个爽快。想从号称“铁算盘”那里多得一分钱，非出奇制胜不可。直到放寒假了还没有想出妙招来，父亲一如既往地汇来铁打不动的、刚刚温饱的数字。

       班里的同学家近的都回去了，家远的都留在学校，宿舍楼照样热闹。而且老乡大多数都没回家，经过一个学期的熟悉，其他班级和外系的老乡越串越多。人多力量大嘛，娱乐的点子层出不穷，又玩出了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界，脑子里哪还有家的影子。玩疯的脑袋还留了一小块清醒，听从老大哥的指教，把下个学期开设的大学数理化提前预习一下。那些不懂的地方做上记号，上课时重点听讲，懂的地方让脑仁子出去遛上一圈也算是安抚。把这个重要任务安排在脑仁子心情好的上午。下午脑仁子不太听话，连哄带骗地再塞的东西。晚上脑仁子拒绝转动，就由着它的性子去吧，否则第二天要罢工。

       听见远处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才意识到过年了。以宿舍为最小单位，用同学们凑的份子钱办的年货摆上，再把食堂从没有吃过饭菜也摆上。各自刷牙缸里倒上酒，推杯换盏，猜拳行令地吃喝起来。喝到酣时，端着酒缸子宿舍之间乱串。我甚至串到其他系老乡那里，又喝了一个晕头转向。

       模模糊糊看着我的上铺在眼前,就是不知道怎样上去,爬了几次也没有上去,就一头倒在下铺不省人事了……迷迷糊糊好像到了蓝新家，蓝新妈妈叮叮当当在厨房忙着。蓝新奶奶颠着小脚忙前忙后地把各种水果洗干净，往盘子里装，两片没牙的嘴唇噗哧噗哧扇着。我问完过年好就进了里屋，突然像是被魔法定了身，看见何莲和蓝新还有他爸嗑着瓜子闲聊。我给叔叔拜了年，可是何莲连看我一眼都没有，好像我不存在一样，顿时感觉无地自容。这时蓝新妈妈端着一盘年货不知道什么进来了，左一个媳妇，右一个媳妇地让着吃。我失望地不知道怎么离开的蓝新家，沮丧地往家走去。忽然看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后面驮着一个人飞奔而来。近前一看竟然是蓝新骑着那辆飞鸽牌，后面驮着何莲，好一幅画面呈现在眼前“上黄下蓝白回力……”。他们俩都没有理我，我感到脑子一阵晕乎，不知道回家的路在哪儿了。正在寻思呢，觉得有人在推我。眼睛微睁，看见赵建国正在晃我的肩膀，说：“喂！喂！上你窝里趴着去！我也困了。”这一下清醒多了，顺利地爬上了自己的窝。

       躺在床上一下连不上刚才的梦境，感叹幸亏是个梦，刚才都已经绝望了。如不是赵建国惊了恶梦，说不定已经晕乎到和平渠里随波逐流了。如今还有一线希望呢，这几个月来也不知道何莲想啥呢？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她要是有心完全可以从鲁师傅和蓝新那里得到我的地址。又觉得自己可笑，哪有姑娘家主动打听你的地址，那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嘛。不是我不主动给她写信，实在看不出她是什么意思，杏核眼里的杏仁是甜的还是苦的，不得而知。碰一鼻子灰，脸往哪儿搁。过去对我的帮助是人家就是乐于助人，说不定是我自作多情了。也许她在考验我，看看是不是有了那么多女同学把她忘了。要是真这么想，那可就冤死了，那些老姐姐把我当小屁孩，时不时倚老卖老地给我批发些人生经验。我想再也不能放任自流了，我小的时候放过自做的风筝，知道断了线的风筝就不知道飘荡到哪里去了。等我三年回到厂里，她不知道成了谁的碗中肥肉，说不定小野种都生出来了。不行我得赶快把线头接上，问题又来了，我要是如实地写明我的地址，放在传达室展览，那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是我写的信吗。闹的满厂风言风语不说，万一人家没那个意思，岂不贻笑大方。对了！干脆信封上只写两个字“内祥”，把真实地址写在信纸里。为能想出如此自作聪明的好主意，感到沾沾自喜，激动地爬起来就要动手写。班长以为我喝多要吐，赶快拉开了门，我自己也觉得可笑。于是到盥洗间洗了把脸，清醒多了，才想到何莲正在忙着过年呢，决定一开学就写。